王福廠（1880—1960），西泠印社創(chuàng)始人之一。初名壽祺，字維季，后更名禔，字福庵，一作福廠。王福廠幼承家學(xué)，于文字訓(xùn)詁、詩文，皆富修養(yǎng)。十余歲即以工書法篆刻聞于時，好蓄青田舊石，所藏極富，自稱“印傭”。得未刻之石，暇則奏刀以自存。其印初宗“浙派”，后又益以“皖派”之長，復(fù)上究周、秦、兩漢古印，自成體貌；整飭之中，兼具蒼老渾厚之致；偶擬明人印格，亦時有會心。本期特遴選王福廠部分篆刻圖版，并配以周建國《王福廠生平及印事》，張遴駿《王福廠：領(lǐng)略古法生新奇》，沈必晟 熊仁強《王福廠早年漢上交游略論》三篇文章，以饗讀者。（編 者）

Part1

王福廠生平及印事

文丨周建國

右軍后人 十二即解

福廠祖上“系出瑯琊，宋南遷隨扈至杭，遂為杭之仁和人”。他曾刻有“瑯琊王禔”“右軍后人”等印。他生于杭州一個世代書香之家，祖父（瑯琊王氏武林支系十五世）王言是清嘉慶戊寅（1818）恩科舉人，父親王同（1839—1903），字同伯，是清光緒丁丑科（1877）進士，為第二甲第三十七名。曾授刑部福建、江西司主事。辭官歸養(yǎng)后以教書、考證�？苯鹗�碑版、著書立說為樂，歷主梅青、黽山、塘棲、慈湖各書院講席，期間以長紫陽書院最久。同伯有四子，第四子便是福廠。在如此環(huán)境熏陶下，福廠自幼耳濡目染，一心向?qū)W。同伯對幼子如此彬彬好學(xué)，亦有意引導(dǎo)，常把自己橅碑臨帖之作交予其保存。福廠曾說：“余年十二即解，愛好印章，見汪（啟淑）丁（敬）兩氏印譜，輒心儀焉�！彼�邊勤奮學(xué)習(xí)，邊用心搜集浙皖前賢之作，于28歲時輯得《福庵藏印》16冊，內(nèi)中收印人40家、印章254方。同時，他還究心于文字訓(xùn)詁、金石篆籀之學(xué)。27歲時便完成了他第一部著述——《說文部屬檢異》，越十年又完成了《麋研齋作篆通假》。期間，他著實下了一番苦功，從中窮究了六書原理，對古文、籀文及省文的來龍去脈如數(shù)家珍，故他在作書、篆刻時，用字精到，從不臆造，真所謂“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”。如此的《說文》功底，為他以后確立書法篆刻一代宗師之地位夯實了基礎(chǔ)。

隸書 客至詩軸

創(chuàng)社西泠 保存金石

19世紀(jì)末、20世紀(jì)初的杭州，金石書畫之風(fēng)盛行，加之杭州本來就是人杰地靈，文人雅士因風(fēng)相聚，恣意探討，并謀求結(jié)社以廣交同道。福廠此時正任教于錢塘學(xué)堂，即崇文書院，與杭州古籍版本、金石書畫大收藏家——八千卷樓主丁氏后人丁仁為發(fā)小，因兩家于金石書畫乃是世交。后又與葉銘和吳隱于1904年一同創(chuàng)設(shè)建立西泠印社，以保存金石，研究印學(xué)為宗旨。經(jīng)創(chuàng)始者們十年的苦心經(jīng)營，社會賢達的慷慨相助，于1913年成立西泠印社。當(dāng)時，創(chuàng)社四君子一致公推海派金石書畫大家吳昌碩出任社長，可見福廠及其他三位年輕創(chuàng)始人為人為藝之開闊胸襟。

《丁丑劫余印存》編成合影

西泠印社四十周年社員合影

幕天席地 名享湘鄂

福廠除精通二篆、嗜好金石書刻外，亦擅算術(shù)，遂于1913年辭去教書工作后，以測繪技術(shù)供職于鐵路局。在至1919年的數(shù)年中，他奔波于滬杭、湘鄂路局之間，除工作外，時常為友人寫字刻印，曾刻過一方印曰“幕天席地”以自況。1915年，福廠輯成了他第一部印譜——《羅剎江民印稿》，那時他三十五六歲，個人治印風(fēng)格尚未完全形成，處在轉(zhuǎn)益多師階段。印面章法、文字結(jié)構(gòu)和用刀上大都仿效秦漢及明清前輩名家，如白文仿陳曼生、趙次閑、吳讓之；朱文效元人、“浙派”、趙撝叔。此譜只鈐印面，未拓邊款，全8冊，共收入254方印蛻。僅拓兩份，一份自留，一份贈予了唐醉石這一金石知己。

福廠的金石書刻早年已聞名于浙江東南一帶，中年旅居長江中游，其書刻藝術(shù)又有新突破，求書乞刻者絡(luò)繹不絕，遂名聲大噪于湘楚川漢間。

臨殳季良父壺銘文

游藝京師 譽滿公卿

1920年春，福廠受聘于印鑄局為技正，同事者有唐醉石、馮康侯等。1924年又應(yīng)“清室善后委員會”（故宮博物院前身）之聘，出任該會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，參與《金薤留珍》印譜鈐拓之事。進京不久，便有聲于京城藝壇，文人名流為之傾倒，索書求印，絡(luò)繹不絕。如為溥儒刻“舊王孫”“西山逸士”“心畬書畫”“腰下寶玦青珊瑚”等。期間，福廠還應(yīng)邀出任由畫家金拱北之子金潛庵創(chuàng)辦的“湖社”畫會顧問；還被聘為由莊慕陵、臺靜農(nóng)、常維鈞、魏建功、金滿叔共建的“圓臺印社”導(dǎo)師。

……

福廠南藝北傳，致使京城藝壇吹起了一股典雅雋永之風(fēng)，并影響著后世。

篆書 風(fēng)巧月高七言聯(lián)

鬻藝滬上 鼎足天下

1928年，福廠又受聘于印鑄局任技正，翌年遂客南京。由于秉性使然，不愿為官，對閑居、自食其力之生活的想望日益強烈，并常常反映在書刻作品中，如“自憐無舊業(yè)，不敢恥微官”“苦被微官縛，低頭愧野人”“望云慚高鳥，臨水愧游魚”等。1930年11月，他決意引退，雖獲再三挽留，而去志已堅，遂將眷屬悉數(shù)遷滬，靜候開缺。在“不使孽泉”一印邊款中記：“庚午冬月辭官來滬，賣字渡日，刻此識之�！�

從此以后，福廠心無旁鶩，專攻藝事，個人面目，日臻完善。這從以后幾年出版的《福廠印譜》中可完全得到證實。1934年出版的《現(xiàn)代篆刻選》1至9輯中，第3輯便是《王福廠印存》，內(nèi)中收印120方，這些印大都為福廠寓滬鬻藝時所刻之精品。

……

福廠為了弘揚中華書藝印學(xué)，讓后學(xué)有更多的資料可借鑒，他親自將《福廠印稿》共78冊（另一復(fù)本為101冊，現(xiàn)藏上海博物館），送到合眾圖書館（上海圖書館前身）。據(jù)當(dāng)時館長顧廷龍生前回憶說，福廠這種嘉惠后學(xué)的精神真是可敬可佩，令人久久不能忘懷。光大傳統(tǒng)、獎掖后人，也正是福廠畢生實踐的崇高境界。

選自《中國書法報》2021年3月2日第308期第6版

Part2

王福廠：領(lǐng)略古法生新奇

文丨張遴駿

“印宗秦漢”，王福廠對此身體力行。

自用印“王禔信璽”用秦印格式，“田”字框格，“禔”字“止”的斜置和“信璽”的篆法都脫胎于秦系璽印。

“上章敦牂”也用秦印形式，對角呼應(yīng)，氣息高古。

“瑯琊王禔”款語云：“仿漢瑯琊相官印�！�

“劉承植”款語云：“漢印中有此式�！�

自用印“王禔”一印款語云：“讀《十鐘山房印舉》見此圖象，古雅可愛，因仿摹之。”可見王福廠對漢印中的官印、私印、四靈印、圖案印等都作了摹仿和借鑒。

王福廠還借鑒漢印中的殳篆印用于創(chuàng)作，如“李博仁印”“沈肇功印”“蔡繩祖印”“王禔私印”等。

“王禔私印”款語云：“偶讀《十鐘山房印舉》，作殳篆印，憀備一格�！膘�篆是古代書于兵器上的文字，筆畫綢繆盤曲，王福廠對筆畫較疏的文字經(jīng)過盤曲、增飾等手段填滿空間，呈現(xiàn)一種繁復(fù)茂密的美感。

漢玉印的瘦勁圓潤也被王福廠所用，如“殿研”款語云：“福庵仿玉印�！�

“躬入篆室”“追摹古人得高趣，別出新意成一家”，線條瘦挺，轉(zhuǎn)折圓潤，取法漢玉印而更見整飭精致。

王福廠還從漢朱文印和封泥中取法，獨創(chuàng)一路朱文印，如“昭陽作詻”更多取法漢朱文，線條略顯短切刀痕。

而“以學(xué)愈愚”“合以古籀”等更多借鑒封泥意趣，線條更顯波折，蜿蜒澀行，轉(zhuǎn)折處方中帶圓，略顯扭曲，框線與印文或作粘連，或作殘破，成為王福廠獨特的朱文印風(fēng)格。

與當(dāng)時的一些印人一樣，王福廠也善仿古璽，或是寬邊細文的朱文小璽，或是帶框白文印，尤其是干支紀(jì)年印和家人的生辰八字印，王福廠多喜仿古璽為之。

這路印多集金文，如“書博”，款語云：“用頌壺‘書’字，師敦‘博’字，為書博先生治印。”

王福廠的金文書法精整古雅，他仿古璽也是追求秀靜安詳之美。曾紹杰在他所編的《麋研齋印存》序言中說：“至其以金文入印及所摹寬邊古璽，則不免稍失之于拘謹(jǐn)而竭蹶，蓋小篆與彝銘文字本屬殊途，工整與奔放亦異其趣也。”古璽有奔放奇趣一路，也有秀美精致一路，王福廠仿古璽與他整體的書法篆刻創(chuàng)作審美理念是一致的。

作為“浙派”新軍的代表人物，王福廠的篆刻數(shù)量最多的當(dāng)然是“浙派”印風(fēng)。他對“西泠八家”的印都下了功夫臨仿。

如“我生無田食破硯”款語云：“曾見小松司馬有此印，茲背臨之�！�

“瑟君書畫”款語云：“福廠仿陳秋堂。”

“麋研齋”款語云：“仿種榆仙館篆法�！�

“銳侯鑒藏”款語云：“仿曼生法。”

“慣遲作答愛書來”款語云：“師趙次閑略變其篆�！�

“金石刻畫臣能為”款語云：“仿補羅迦室刻印�！�

“吳金壽印”款語云：“福廠作此，似錢叔蓋�！边@些作品雖然都有模板，但王福廠還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，他的切刀與早期“浙派”碎刀短切不同，削減了陳鴻壽、趙之琛的恣肆銳利，趨向收斂含蓄，醇和典雅，線條擺動的幅度并不大，但仍能體現(xiàn)切刀的韻味。

“澄懷觀道臥以游之”是王福廠典型的粗白文切刀印，章法基本與仿漢滿白印一致，走刀略見起伏。

方筆朱文“周鼓秦山”也是采用漢朱文印的章法，起收筆、轉(zhuǎn)折處更為方折，顯現(xiàn)切刀的意趣。

切刀細白文“好古每開卷，居貧常閉門”在趙之琛的切玉法挺勁的基礎(chǔ)上稍加圓潤。

細朱文印是王福廠最為擅長的一種風(fēng)格，大致有兩種類型。

一為圓朱文式，如“晴窗一日幾回看”“以墨林為桃源”“書貴瘦硬方通神”“欲求縹緲反幽深”等，這類印吸收了明人朱文印的結(jié)篆特點，但摒棄了明人篆刻的習(xí)氣，字體修長，章法空靈，豐麗遒逸，肉骨停勻，盡管在王福廠的細朱文印中的比例不高，但顯示了他精湛的結(jié)篆能力。

二為鐵線篆，文字多取橫勢排迭，章法茂密，用于鑒藏印、詞句印、多字印尤多。

如“我欲乘風(fēng)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”“在昔曾遠游，直至東海隅，恐此非名計，息駕歸閑居”排列窮盡精密，無懈可擊，走刀流暢中又有微妙起伏。

“但愿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”款語云：“東坡此句，余欲用以作印有年矣，因‘嬋娟’二字《說文》不錄，今見《新附》有之，亟成此印�！笨梢娡醺�廠對印文用字的講究，未有出處寧可不刻。

“麋研齋藏書記”款語云：“寒松老人云，藏書籍書畫印宜作朱文，藏金石碑帖印宜作白文印。余謂藏書印不但宜作朱文，其印式更宜窄而長，庶不致將印文壓入書行�！碑�(dāng)時王福廠的細朱文收藏印尤受藏家喜愛，著名藏書家傅增湘藏書甚豐，一直未遇能刻其稱心藏書印的印家，及見王福廠的印章即奉為知音，他在致陳漢第的信中云：“弟藏宋本千余卷，專待福公之章已十余年矣�！薄氨狈娇逃〗^少名手，且福庵年齡漸高，趁其精力尚強，故多求數(shù)方，如此人才此后亦正未易得也�！�

除了“浙派”以外，王福廠對清代其他流派印也作了深入的研究，并融入到自己的創(chuàng)作中。

“領(lǐng)略古法”“存道居士”“古牛山房”等是王福廠師法鄧石如的作品，這些印結(jié)篆呈夸張的弧度，使印面充滿張力，用刀從“浙派”前期的圓朱文中化出，在精準(zhǔn)之中又略見切刀趣味，體現(xiàn)了高度的用筆、用刀技巧。

選自《中國書法報》2021年3月2日第308期第5、8版

Part3

王福廠早年漢上交游略論

文丨沈必晟 熊仁強

在王福廠和唐醉石交往最為密切的1915年10月，唐醉石接連刻制了“江夏徐氏所收舊刻抄本”“曾在徐行可處”兩方印，署款為“制于漢皋”。這里的江夏徐氏，就是近代漢上著名的大藏書家徐行可。

……

回到起首的1927年冬天，王福廠刻了“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”印，邊款就是“杜工部句。丁卯冬日，有懷行可刻此，預(yù)期未知得能如愿否？福庵并記”。在1927年最為風(fēng)云變幻、人物動蕩的徘徊中，王福廠從故都風(fēng)塵仆仆地來到武漢，想到的是漢上大藏書家徐行可�？梢韵胍�，王福廠、唐醉石應(yīng)該都與這位漢上的大藏書家熟識。

有資料顯示，王福廠早年還和另外一位漢上的藏書家過從甚密。在孔夫子舊書網(wǎng)上，至今還存有徐之謙題王福廠《糜研齋印稿》印蛻稿本巾箱本一冊的信息，赫然有“漢陽懷清齋主張仁芬季郁夫鑒藏金石書畫之章”，為朱文印章，三列連珠，效元人印法。這方印章，在武漢博物館收藏的金農(nóng)《墨梅圖》上也有鈐蓋。在王福廠的這枚印章中，受印人是漢陽張仁芬。

王福廠為張仁芬鐫刻的印章，遠遠不止這一方。在張家后人最近提供的印蛻和印章實物資料中，就有16方署款是王福廠的印章，邊款中提及的印為吳隱所刻、款由王福廠補，并記敘和故交大藏書家徐行可同在杭州西湖人倚樓外，其余印章均為王福廠為漢上藏書家張仁芬、張氏家大人張行方及其孫輩張世模所刻�！皾h陽張仁芬鑒藏書畫之記”朱文異形印章，在武漢博物館所藏的趙之謙《篆書讀書承志》橫幅中亦見鈐蓋。

從印章紀(jì)年來看，有準(zhǔn)確紀(jì)年的印章8枚（除去為徐行可署款的印章），而在1927年之前的印章就有4枚，可以看出藏書家張仁芬與王福廠交往的密切程度，這也從一個側(cè)面表明了，為什么在1927年故都變故之際，王福廠首先想到的是來武漢碰碰運氣。畢竟，武漢有徐行可、張仁芬等一大批生氣相通的大藏書家朋友。

選自《中國書法報》2021年3月2日第308期第6版

Part4

王福廠篆刻欣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