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明清詩文理論

基本知識

1、清代前期是中國詩文理論的總結時期。

2、明初詩文以宋濂、劉基、高啟為代表。其中宋濂被朱元璋推為“開國文臣之首”，高啟被毛澤東譽為“明朝最偉大的詩人”。

3、明代高棅的《唐詩品匯》，承宋代嚴羽《滄浪詩話》的余緒，把唐詩分為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晚唐四個時期，對明代文壇影響很大。

4、李東陽的《麓堂詩話》集中體現了他的論詩主張，以他為首的茶陵詩派對明初“臺閣體”詩歌形成了沖擊，并啟發(fā)了后來的前后七子。

5、前七子以李夢陽、何景明為代表。提出“真詩乃在民間”觀點的是李夢陽。

6、后七子以李攀龍、王世貞為代表。

7、介于前、后七子之間的文學流派是唐宋派，她的代表人物是王慎中、唐順之、茅坤、歸有光等，其中茅坤編有《唐宋八家文鈔》，創(chuàng)作成就最高的則是歸有光。

8、明代萬歷時期文學的代表是李贄和公安派。李贄提倡“童心說”，重視戲曲小說，是明代最進步的思想家和文學批評家，也是明代后期文學解放思潮的主要理論代表。

9、竟陵派以鍾惺和譚元春為代表，他們合作編輯了《古唐詩歸》，在創(chuàng)作上追求“幽深孤峭”的風格。

10、晚明的艾南英重彈唐宋派的舊調，而陳子龍則發(fā)揮了后七子的理論。

11、明末清初三大家是指黃宗羲、顧炎武、王夫之。

12、王士禎是繼錢謙益、吳偉業(yè)而起的詩界領袖，以標舉“神韻說”著名。并編選了《唐賢三昧集》。

13、趙翼《論詩絕句》：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領風騷數百年�！碧貏e強調創(chuàng)新。

14、清初散文，侯方域、魏禧、汪琬三大家齊名，他們論文皆宗唐宋八大家。

15、方苞提出“義法說”，劉大櫆講究神氣音節(jié)，姚鼐提出義理、考據、辭章三位一體說。

16、章學誠的《文史通義》綜合探討史學與文學，提出義理、博學、文章三者統(tǒng)一。

17、陽湖派的代表人物是惲敬和張惠言。

18、清代詞學：清初有陳維崧為代表的陽羨派，崇尚蘇軾與辛棄疾的豪放詞風；后有朱彝尊為代表的浙西詞派，宗奉姜夔與張炎的詞風；嘉慶以后有以張惠言、周濟為代表的常州詞派，強調比興寄托之說。

19、“身之所歷，目之所見，是鐵門限”是王夫之在《夕堂永日緒論內編》中提出的重要觀點。

20、李夢陽在《與李空同論詩書》中提出“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”的主張。

21、在后七子中首先提出論詩綱領的是謝榛，而聲望最高、影響最大的則是王世貞。

22、謝榛著有《詩家直說》（一名《四溟詩話》）。

23、王世貞著有《藝苑卮言》，他認為：“才生思，思生調，調生格；思即才之用，調即思之境，格即調之界。”認為宋詩格調不及唐詩。

24、沈德潛著有詩論專著《說詩啐語》，提出“格調說”。

25、袁枚字子才，號簡齋，世稱隨園先生，著有《隨園詩話》�！靶造`說”是其理論核心�！靶造`”一詞的涵義大致包括性情和靈機兩個方面。

26、姚鼐編選有《古文辭類纂》，流傳廣泛。姚鼐在《述庵文集序》中提出義理、考證、文章三者相濟之說。此說源于方苞的“義法說”。

27、“雅潔”是姚鼐評價內容和文辭兩方面相統(tǒng)一的最高藝術審美標準。

思考題

三十、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學觀。

（1）前七子以李夢陽、何景明為代表，提出“文必秦漢，文必盛唐”，嚴守古法，模擬形式，基本上是從復古到擬古。何景明的思想略有不同，主張領會神情，臨景結構，不妨形跡，較為通脫�？傮w上說，前七子掀起的文學復古運動，對“臺閣體”和“理氣詩”一類的詩歌，有一定的沖擊和批判作用，但由于其理論和創(chuàng)作上的局限，片面追求形式上的模擬，對文學的發(fā)展也帶來了不良影響。

（2）后七子以李攀龍、王世貞為首，他們在前七子的基礎上，變本加厲地宣揚復古、擬古的主張，給文學發(fā)展帶來了更消極的影響。

三十一、公安派的主要理論。

（1）公安派是活動于明代萬歷中后期的一個文學流派，其代表人物是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、弟中道。他們都是湖北公安人，故稱以公安三袁為中心的文學流派為“公安派”。

（2）“性靈說”。主張“獨抒性靈，不拘格套”（袁宏道《敘小修詩》）。性靈說作為晚明特定時代的產物，具有三個特點：其一是露，指感情強烈，且發(fā)自本性，而不加掩飾；其二是俗，要求用當時的語言寫當時的情事；其三是趣，既努力表現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趣。

（3）反對貴古賤今，反對擬古蹈襲。袁宏道認為“古有不盡之情，今無不寫之景”（《與丘長孺》），詩文是世道人心的反映，古今詩文各有所長。

（4）公安派的理論在后期有所變化，開始追求含蓄的詩文風格，其中袁中道還提出向唐詩學習，對前后七子也頗多肯定，只是路徑略寬而已。

三十二、王夫之的詩歌理論。

（1）“詩以道情”。對詩歌性質的深刻認識�！督�齋詩話》卷二：“長言詠嘆，以寫纏綿悱惻之情，詩本教也�！�

（2）“情景相性”和“現量”說�！督�齋詩話》卷二：“情景名為二，實不可離。神于詩者，妙合無垠�！薄艾F量”本是佛家術語，指由感覺取得的直接知識。王夫之將它用于詩歌意象生成的理論，認為意象的生成靠得是瞬間藝術直覺，“因景因情，自然靈妙”（《姜齋詩話》卷二）。

（3）“以意為主”，反對“死法”。主張詩寫性情，反對模擬。

（4）“四情說”。認為詩歌的興、觀、群、怨同源于情，故稱“四情”。興、觀、群、怨是不可分割的整體。王夫之從不同角度對“興觀群怨”進行了新的闡釋，是對傳統(tǒng)理論的發(fā)展與突破。

三十三、葉燮《原詩》的詩歌理論。

（1）本原論。葉燮首先提出“感觸起興”的原則，認為文學創(chuàng)作中的靈感，來自詩人對客觀外界事物的觀察和感興。其次他向詩人提出“格物”的要求，要求詩人必須熟悉生活，反映現實。

（2）正變論。葉燮所謂“正變論”，即文學發(fā)展論，著重討論詩歌歷史發(fā)展的規(guī)律，提出“因時遞變”、今勝于古的觀點。

（3）創(chuàng)作論。創(chuàng)作論是葉燮《原詩》的理論核心。他認為創(chuàng)作必先端正態(tài)度。（他把“理”、“事”、“情”三者作為審美客體和反映對象，也就是創(chuàng)作的客觀條件；而把“才”、“膽”、“識”、“力”作為創(chuàng)作的主觀條件，四者之中，以“識”為先。認為客觀的“理事情”必須通過主觀的“才膽識力”來表現。在創(chuàng)作思維規(guī)律方面，第一次把“形象”與“思維”結合起來討論，認為創(chuàng)作思維具有特殊的規(guī)律，不能自然主義地實寫生活中的“理事情”，創(chuàng)作思維要以“情”為主，但并不絕對排斥邏輯思維，而是彼此滲透，情理融合，要積極調動多種藝術手段，著重于藝術境界的創(chuàng)造。

（4）批評論。葉燮文學批評論的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：其一是建立一般的批評原理及標準；其二是對歷代作家作品進行具體分析評價。

（5）《原詩》的理論特色。其理論特色主要有三點：其一，《原詩》理論的嚴密系統(tǒng)性；其二，符合文學歷史斗爭實際的針對性批判性；其三，巧于運用藝術辯證法的靈活性。

三十四、王士禛“神韻說”的理論內涵。

（1）為了躲避文字獄并針對清初詩壇流弊，王漁洋在吸取唐宋理論家如司空圖、嚴羽等多家理論的基礎上，提出了以“神韻”為核心的詩歌理論。其說一經創(chuàng)立，即對清代中后期的詩歌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（2）“神韻說”在作家修養(yǎng)方面，強調性情與學問并舉。王漁洋所謂“性情”就是作家的真情實感，這一方面是針砭時弊，另一方面也符合神韻內在的邏輯要求。王漁洋還要求詩人具備扎實的學問根底，多多掌握典故并熟練運用，可以達到含蓄蘊藉的藝術效果。

（3）在創(chuàng)作方面，追求味外味的美學旨趣。味外味是詩歌傳達給讀者的一種含蓄蘊藉、悠長持久的韻味或快感。創(chuàng)造詩歌味外味的途徑有：其一，佇興而就，要等待構思階段的靈感狀態(tài)的來臨；其二，筆墨精練，詩歌創(chuàng)作只需將一些具有特征的“點“或細節(jié)點染出來，其余留給讀者自由想象；其三，不著議論，要求詩歌語言具有形象性的特點，反對在詩中直接議論說理；其四，象外之象，詩歌的意象能蘊含多層意味，而且作者的主觀傾向性并不明顯表露出來，王漁洋在賦比興三種意象構成方式中，尤其重視”賦“所構成的意象。

（4）在藝術風格上，以沖淡清遠為宗。作為一種風格，其意在以簡易平淡的手法表現雋永超詣的情思，從而給人一唱三嘆、韻味無窮之感。它來自于道家的素樸美和平淡美觀念。

（5）王漁洋的神韻說雖在詩歌藝術原理的許多方面都有可貴的探索，并建立了新的美學體系，但其所謂性情帶有較多的消極避世成分，構思上過于看重靈感，風格上偏嗜沖淡等，在理論上也有一定的局限。

三十五、沈德潛“格調說“的理論內涵。

（1）沈德潛以“格調說”建構其理論體系。其體系包括“審宗旨”、“標風格”、“辨神韻”三個方面。

（2）他認為神韻最基本的含義是“氣韻生動”，不是一味追求沖淡閑遠的意境，故他最向往雄大開闊的意境。沈德潛對神韻說的辨識對于清詩的發(fā)展，無疑是有意義的。

（3）“標風格”是沈德潛詩論的重要內容，他特別強調骨格、氣調等詩歌內在的氣度和意蘊，這就是其對格調的理解。

（4）“審宗旨”主要是一種社會道德式的批評，它在沈德潛的詩學體系中占有首要地位，也最能顯示其格調說的要義和正統(tǒng)儒家詩論的色彩。沈德潛強調詩歌關乎美刺和溫柔敦厚，要求詩歌密切關注政治得失和風俗盛衰，在藝術風格上主張委婉不露。

（5）沈德潛的格調說總體上表現出正統(tǒng)、保守的傾向。但他能肯定暴露社會黑暗和人民疾苦的作品，也體現了其詩論的人民性特點。

三十六、翁方綱“肌理說”的主要內容。

（1）翁方綱是從繼承并修正王士禎的“神韻說”與沈德潛的“格調說”的角度提出“肌理說”的。

（2）肌理說是一個以學問為本、通法于變，而一概求諸古人的詩學體系。盡管他對詩法的論述有不少合理因素，但其所謂“學”實際上就是“經術”，這正是當時乾嘉實證學風的文學反響。

（3）肌理說代表了多數樸學家的詩學觀點，因而形成了一派“學人之詩”。

三十七、袁枚“性靈說”的理論內涵。

（1）“性靈說”是袁枚詩歌理論的核心，是他在《隨園詩話》中提出的重要理論。

（2）“性靈”一詞的含義大致包括兩個方面：一是詩本乎性情，袁枚所謂性情泛指人的各種情，但在人的各種情中，他更強調男女之情，似乎描寫男女歡愛之情更適合于他的所謂性情，只要從詩人自身出發(fā)，寫出個人真情實感，就是佳作。二是詩應注重靈機。所謂靈機，含義有二：其一，是指天分、靈思，即詩人感受和把握現實世界形象特征的稟賦和敏悟。其二，是指天籟，即興到自成、作品中顯現出來的靈氣飛動、生機盎然的美學特征。在具體創(chuàng)作上要求“即景成趣”，天籟與人巧結合。

（5）袁枚的性靈說體現了個性解放的要求，同時又繼承和發(fā)展了李贄的“童心說”和公安派的“性靈說”的詩學思想，對明清浪漫主義創(chuàng)作風格提供了新的理論。

三十八、姚鼐（或桐城派）的散文藝術理論。

（1）桐城派是清代最正統(tǒng)的散文流派，方苞、劉大櫆、姚鼐三人時序相接，同為安徽桐城人，人稱“桐城三祖”，其中姚鼐為承前啟后的關鍵人物，其理論代表了桐城派的基本理論。

（2）主張寫作過程中義理、考證、文章三者“相濟”。

（3）重視文章構成中“神、理、氣、味、格、律、聲、色”八要素。

（4）首創(chuàng)散文風格學上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。姚鼐《復魯絜非書》：“文者，天地之精英，而陽陰剛柔之發(fā)也�！币ω菊J為陽剛陰柔可以偏勝，但不可偏廢，姚鼐本人更為推崇陽剛之美。

三十九、浙西詞派的主要理論。

（1）浙西詞派以龔翔麟選刻的《浙西六家詞》而得名，其理論淵源于宋代的張炎和清代的曹溶，創(chuàng)始人為朱彝尊，編有《詞綜》一書，主要盛行于康、雍、乾、嘉四朝。

（2）推尊詞體，提高詞體的文學地位。他們認為，詞表面上寫閨房兒女之言，實際上傳達著風騷的旨意，強調詞體的獨立地位。

（3）要求詞意雅正，格律謹嚴，以謹嚴的格律形式來表現封建士大夫的思緒情趣。

（4）宗法南宋，推崇姜夔、張炎的詞風。

（5）浙西詞派在提高詞體、推崇雅正詞風方面有獨特的貢獻，對于廓清當時粗俗詞風起到了規(guī)范和遏制作用，也無法適應時代發(fā)展的需要，因而最終為為常州詞派所取代。

四十、常州詞派的主要理論。

（1）常州詞派發(fā)軔于嘉慶初年，大暢于道光時期，影響直至近代而不息。張惠言為此派宗師，他與弟弟張琦編有《詞選》，為常州詞派的理論范本。

（2）推尊詞體，擴充詞體的社會意義。提出“詩有史，詞亦有史”的主張，強調詞應表現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歷史內容的思想情感。

（3）強調比興寄托，注意探索詞體的藝術特征與審美規(guī)律。張惠言談比興多依經立論，主張“意內言外”，將深刻的思想和情感寄寓在語言之外。周濟則從詞的審美規(guī)律方面提出“有寄托入，無寄托出”的見解。

（4）以比興寄托作為區(qū)分正變的重要標準，對唐宋詞的發(fā)展歷程進行比較系統(tǒng)的清理，并為初學者指出問途詞學的路徑。張惠言以儒家詩教為指導，把詞的發(fā)展分為唐、五代、北宋、南宋幾個階段，認為唐代是正，其后為變，表現出比較明顯的復古主義傾向。周濟則在《宋四家詞選》一書中為初學者指明學詞路徑：問途碧山，歷夢窗、稼軒，以還清真之渾化。

（5）常州詞派直接針對陽羨和浙西詞派的流弊而起，這是時代和詞體藝術發(fā)展的必然結果。但他們以儒家詩教為指導，始終未能逾越封建道德規(guī)范。對比興寄托的理解也時時流于教條，表現出常州詞派以經說詞的明顯弊端。

四十三、常州詞派比興寄托說的主要內容（分析“有寄托入，無寄托出”的理論內涵）

周濟論比興寄托則注意詞體創(chuàng)作的審美規(guī)律，富有創(chuàng)造性地提出“有寄托入，無寄托出”的見解。首先，論述“有寄托入，無寄托出”的必要性，詞作有寄托才有內容，無寄托是為了留下藝術空白，啟發(fā)讀者的接受思維；其次，以此對藝術思維的活動規(guī)律進行了探討，所謂“非寄托不入”就是作者把自己的感慨通過精心構思，而加以精確和自然的表達，所謂“專寄托不出”就是作者跳出所感的一事一物，把情境向縱深拓展，以豐富作品的思想內涵，增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；再次，周濟指出藝術創(chuàng)作由“非寄托不入”的初級階段到“專寄托不出”的高級階段，要“以無厚入有間”的藝術表現能力，將思想感情升華并化為生動而又含蘊豐富的藝術境界，從而達到既有寄托又不見寄托痕跡的“渾化”境界�！胺羌耐胁蝗�，專寄托不出”的觀點出自周濟《宋四家詞選序》。